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，在现在来说当然是人所共知的简单公理，但在三千六百多年以前，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创造。伊尹能够看到这一点并运用于指导战争，不能不说是对军事发展的重要贡献。

第一次采用“用间”谋略

早在原始社会，人们从狩猎活动中，就已学会了根据野兽情况决定行动的原则。因而，在进行战争时，必然也懂得荫察敌情。但在认为国家治乱兴亡全出于天命的神权政治时代，这种侦察却只能是纯军事性质的战场侦察。由于伊尹已经感觉到了民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，所以他在两次去夏时，就主要是侦察夏王朝的政情和民情，属于战略侦察。根据第一次侦察结果，判断夏桀必败，从而定下灭夏决心之后，第二次去夏，就不仅仅是了解情况，而是进一步用扩大敌人矛盾的办法破坏其内部团结，以削弱其实力，为未来灭夏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。据《竹书纪年》说：桀“命扁伐山民，山“民送女于桀，二人，曰琬、曰琰。后爱二人，……而弃其元妃于洛，曰妹（末）嬉氏，以与伊尹交，遂以亡夏。”《吕氏春秋》也有类似的记载。孙武称之为“用间”，并总结说：“能以上智为间者，必成大功，此兵之要，三军之所恃而动也。”这在我国军事史上，是有记载的第一次采用“用间”谋略。

第一次选择有利战机

商在灭掉葛、韦、顾以及昆吾等各国后，统治区域有所扩大，军事实力有所增强，攻夏战争的准备工作也已完成，而当时的夏王朝，又内部矛盾重重，呈分崩离析之势，一般说向夏发动决战的时机，似乎已经成熟。但伊尹为了确有战胜的把握，却认为仍须慎重，一定要等到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，才发动进攻。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。桀知后大怒，即“起九夷（在今淮河流域）之师”，准备大举伐商。伊尹见九夷等方国还心向夏桀，听从他的指挥，认为决战时机未到，遂与汤恢复朝贡，向桀谢罪。第二年再度停止进贡，桀又召集诸侯在仍（山东微山西北）会盟，准备伐商。但有缗氏（山东金乡东北）首先叛夏，“九夷之师也不奉夏命，“夏桀完全处于孤立地位。伊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不顾国内因旱灾影响征集兵员的困难，紧紧抓住这个从总的战争形势来说对己有利的时机。立即向夏发动进攻，结果获得了决战的胜利。

在以占卜、观象等手段请上帝示兆，以决定战争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的夏末，伊尹能够第一个不问天命，根据客观形势，由自己，即由人来决定发动战争的时机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从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来看，他对军事史发展的贡献，最主要、最突出的就是能冲破天命观的军事思想，第一个比较清醒地看到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。用间和战机的选择，都是在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下实现的，从而为我国战略学说的建立，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。

伊尹之前，我国虽然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战争历史，但由于那时用于作战的兵（人）力不多，编组指挥简单，战争和战斗不分，双方胜败主要取决于兵（人）力大小和参战人员的体力强弱、勇气高低，再加以一切行动听命于天，所以对指挥人员的要求不高，也没有战略可言。商汤想推翻已建立五百多年的夏王朝，夺取天下统治权，除了必须制造自己是天命所归的理论根据以外，还必须设法改变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。这样，谋略就成为时代的需要，军事谋略家也就应运而生，伊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的。他争取人心、用间以及选择战机等各种措施，无一不是谋略的产物。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军事谋略家，最根本的原因，是他能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。当然，我们必须看到，他虽然开始冲破了天命思想的束缚，但并没有、也不可能摆脱天命思想的束缚。如灭夏战争的进军路线与进攻方向，就是伊尹根据在梦中上帝的示兆决定的。商都亳位于夏都斟寻之东，一般应向西进攻，但因伊尹第二次去夏时，曾听到妹嬉说。“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、东方有日，两日相与斗，西方日胜，东方日不胜”，所以在开始进攻部署军队时，“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”，绕道至斟寻以西再向东进攻。可见他还未能完全不受天命思想的影响，在作战指导上，还蒙有一层迷信的色彩。尽管如此，仍应看到：他是我国军事史上，第一个依据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政治观点，运用谋略指导战争的军事谋略家，对我国军事的发展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

吕尚